文/弋舟

自 1888 年恩格斯致信瑪格麗特·哈克奈斯，距今已 134 年。在這篇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指引下，百多年來，“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被無數有志于踐行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文藝家敘述成了“一個老故事”。

在這里，我對“老故事”的借用，也是摘引了原文中的句子，——信札開頭部分，恩格斯頗具風度地表揚了這位女士的創作，含蓄地說到：“您覺得您有把握敘述一個老故事，因為您能夠如實地敘述它，使它變成一個新故事”。如果不能說是顯而易見，至少，以稍具敏感的直覺，我們也能多少從這樣的句式中讀出一些善意的揶揄。不錯，“您覺得您有把握”，差不多就是對于一個人過于依賴自己的主觀判斷做出的婉轉批評了，換一個詞來表述，就是“自以為是”了吧。通讀全文，我們知道，恩格斯對于這位女作家寫下的《城市姑娘》，更多地是報以了一種“否定”的意見，只不過偉大的思想者自有其極富教養的分寸感，鞭辟入里卻又循循善誘，以一種“溫和的嚴厲”，給出了令人振聾發聵的觀點。對照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即便是這種行文的風范，都足以令目下充斥在我們眼前的那些氣勢洶洶的、不憚惡意的所謂“酷評”反省與汗顏。重要的更在于，恩格斯藉由《城市姑娘》，批評與論述的是更為普遍、更具真理性的文藝哲學，由此，他才將一封信札或者一則“書評”，寫成了經典。事實同樣如此，《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永在，而瑪格麗特·哈克奈斯已不知所終。

那么，如今當我們用了134年的時間，猶如敘述一個老故事那般反復地敘述這篇經典的文獻，是否也覺得早已有了把握，能夠使它變成一個新故事？

“新故事”在信札中無疑是一個正向的肯定，它針對著的是“平庸的作家會覺得需要用一大堆矯揉造作和修飾來掩蓋這種他們認為是平凡的情節，然而他們終究還是逃脫不了被人看穿的命運�！薄�—這一大段的否定，拋開針對《城市姑娘》的具體之論，在這里，如果我們將其借喻為百多年來、尤其是現代以來的我們那些并不能夠盡如人意的現實主義表達，是不是便會倏而警覺，以一種不那么“覺得有把握”，不那么“自以為是”的緊張，省察自己是否真的將恩格斯這篇“老故事”一般的經典文獻，敘述出了具有正向價值的“新故事”？是不是，我們也會經常性地，平庸地用一大堆矯揉造作和修飾來掩蓋我們對于“現實主義”真諦的無知與曲解？很不幸，看起來的確是的。所以好了，我們“終究還是逃脫不了被人看穿的命運”，令“偽現實主義”一再地玷污著現實主義的榮光，甚而，令遭到了污名化的現實主義原則失去了說服力，成為了某種程度上的古典主義的笑柄。

信札中，女作家的“老故事”，所說的是“無產階級姑娘被資產階級男人勾引這樣一個老而又老的故事”，恩格斯所贊許的是女作家將這個老故事“作為全書的中心時所使用的樸實無華的手法”。如果你無法理解一位思想家高尚的教養，曲折的辯證，你就只能滑向誤讀偉人的陷阱，于是，“樸實無華”沒準就被你抓住了，繼而，“您覺得您有把握”抓住了現實主義的要領。樸實無華當然是沒有錯的，但要須知，這絕非是導向“新故事”的必然坦途。譬如，同樣一個“老而又老的故事”，《德伯家的苔絲》寫得卻并不“樸實無華”，托馬斯·哈代的文風甚至還多少有點“矯揉造作”，但這絲毫無損《德伯家的苔絲》高于《城市姑娘》的文學榮譽。就是說，樸實無華并非現實主義的標配，在這封信札中，恩格斯高度激賞的巴爾扎克，便很難以“樸實無華”來評價；恩格斯著力論述的，也并非是文學創作的單一風格，他所著眼的，是更為宏闊的文藝原則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長河中所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就是在這樣的視野之中，那個現實主義創作理論的核心元素——“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才在這篇教科書級的宏文里被他確定尺度一般地宣諭了出來。

如今，當我們再度討論“典型人物”的時候，是否正如重溫一個“老故事”一般的感慨？它是如此鮮明而又陳舊地打著“50 至 70”年代的印記，而且，這個年代還要標以“上個世紀”。我想，這不僅僅是時間意義上的久遠，“宅茲中國”，今天我們對上古的歷史都懷有空前的、正面的興趣，而“典型人物”之久遠，更多地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學觀念中，它已經幾乎陌生到了要令人感到古怪的地步�！�80以后”的寫作者，還會有人將其視為創作的圭臬嗎？不錯，大家當然還會寫人，寫一個個獨特的、有趣的人，一個個歡樂的、悲傷的人，然而，幾乎不證自明地，又在共同拒絕，至少排斥著“典型人物”這個專門的所指，仿佛不如此，便是拉低了自己的文學品格，甚而，干脆以“靈魂”代稱“人”，——喏，那是一個個獨特的、有趣的靈魂，一個個歡樂的、悲傷的靈魂。仿佛真的有那么一大群不依賴“肉身”、不附著于“人”的縹緲之物高蹈地懸浮于筆尖。舍去了對“人”的強調，以“靈魂”取而代之，實質上，所規避著的不過是人的社會屬性，以人的自然屬性消解著人的本質屬性。對此，孟繁華先生曾大聲疾呼：“我們有作家作品，有故事情節，但沒有人物�！碑斎�，他說的“人物”，正是恩格斯所定名的那種有典型意義、有符號價值的“人”。

何以如此了呢？寫作者的局限，時代自身的奧力，原因端的是復雜萬分，但其中顯豁的問題，也許根本上還是在于：經過漫長地敘述，我們將恩格斯所倡導的這個“老故事”、這份現實主義創作的無上原理，庸俗而狡黠地偷換為了工具性的教條，用以粉飾我們的平庸，掩蓋我們的怯懦。是的，就是怯懦。而在《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的信中，在我看來，恩格斯對于女作家最大的一個褒揚正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

“真正藝術家的勇氣”，這或許才是現實主義創作的根本性動力之一。這種勇氣在女作家那里表現為“敢于冒犯傲慢的體面人物”，在這個意義上，“勇氣”幾乎是一切真正的藝術家奔赴“主義”的第一塊基石，由此，一個個鮮活飽滿的典型形象凸顯于近代西方文學的長廊之中，哈姆萊特、堂·吉訶德、浮士德、約翰·克里斯托夫、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寧娜，從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畸零者”“多余人”直至“地下室人”次第出場，再再地，都是藝術家“敢于冒犯”結出的碩果。之所以，如今我們遺憾地難以數算出幾多自己文學所創造出的“典型人物”，也許真的是有關勇氣之闕如。

此種勇氣，絕非草率、魯莽、笨拙、低劣的匹夫之勇，毋寧說，它是在最高意義上對寫作者提出著至為嚴苛的要求，它命令你：即便難以如恩格斯一般擁有了洞悉整個人類社會演進本質性特征的目光，你也必須懷有一種整體性理解世界的自覺。而這個“世界”，在恩格斯那里則表述為了“典型環境”。就像“典型人物”是一個專指一樣，“典型環境”亦是對于那種寬泛的、大而無當地談論世界的有意收窄與規定，它指向歷史，更指向被歷史所決定的“現實”。至此，我們或許進一步找到了“典型人物”在創作實踐中匱乏的原因，那就是，如果說我們不是刻意地淡化了對于歷史與現實的關注，那就只能是我們壓根就缺乏準確而敏銳地把握歷史與現實典型性特征的能力。就我而言，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宰制了我們的文學格局。這種能力的匱乏，關乎天賦，關乎學養，更關乎的，就是那種關切人類生活事實的崇高勇氣。

數年前，我在對石一楓《世上已無陳金芳》的閱讀札記中寫到過：

陳金芳被評論者譽為了“中國版的蓋茨比”，艾略特將菲茨杰拉德的那部《了不起的蓋茨比》稱為“自亨利·詹姆斯以來美國小說邁出的第一步”，“因為菲茨杰拉德在其中描寫了宏大、熙攘、輕率和尋歡，凡此種種，曾風靡一時”。如果陳金芳與蓋茨比之間真的能夠通約，那么宏大、熙攘、輕率和尋歡，凡此種種，就正是我們今天風靡著的現實。

有鑒于 1990 年代以降，商品大潮涌起、消費狂歡帶給我們的種種沖擊，我們若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現實一度正是這般的“宏大、熙攘、輕率和尋歡”，我們就無從把握那樣的一個“典型環境”，而石一楓，也斷難成功地塑造出一個典型的陳金芳，中國文學的現場，也無從深切地體會到“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對于我們創作的重大指導性意義，我們將依舊會在對現實主義的妄議與茫然中迷信自己，將自己一己的體認賦予“典型化”的想象和預期，在潛意識里自認寫作者本人便能夠代表眾生，自己確認的“現實”才是唯一的現實，理直氣壯地將筆下的人物塑造得越來越脫離其社會屬性。而這一切，基于勇氣之上的，是那個恩格斯高舉著的“真實性”原則、是那個完整的表述——“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在這一最高原則之下，“批判”理應才是“真實”所需要的維度與難度，才談得上“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因為顯而易見，無視乃至粉飾“真實”，最終總歸是要流于膚淺的。對此，我們曾經歷過艱難的探討，并且不幸地繞著好像永遠也繞不過去的彎子，于今，在一次次的思想解放中，方才邁出了抵近真理的微弱腳步，在這微小的步伐中，我們方才有望重新歸還現實主義文學應有的、顛補不破的榮光。

然而對于真理的抵近卻是永無止境的�！叭绻�說這種描寫在 1800 年前后或 1810 年前后，即在圣西門和羅伯特·歐文時代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在 1887 年，在一個有幸參加了戰斗無產階級的大部分斗爭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來，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倍鞲袼乖谛旁�中如此耐心地教導。10年前，我寫了“劉曉東”這個中篇小說系列，石一楓寫下《世上已無陳金芳》距今也已有 8年，巧合的是，彼時我們不約而同地以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作品，這或許可以被看做是我們著意于在小說中喚回“典型人物”的一種努力。如今，峻急的時代車輪轟然駛進新的現實，那個一度具有某種“宏大、熙攘、輕率和尋歡”特質的現實已然成為了歷史，我們被迫著，需要重新張望此在的時代，保持勇氣，不斷更為準確地理解現實主義文學的精辟要義，這幾乎就是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內設的要求——不斷地、在一種正確的歷史觀中，以那種具有前瞻性的“歷史的必然要求”，來認知自己的時代。

于此，典型人物塑造的前提——對于典型環境的把握與辨析，依舊是今日擺在每一個寫作者面前繞不過去的核心問題。我們還能塑造出“典型人物”嗎？如果我們還能夠把握時代特有的脈搏，還能夠找得準“典型環境”，還能夠富有勇氣地力求真實，我們就能。如果我們期待將這個一度被我們敘述走樣了的老故事重新敘述出意義與價值，如果我們依然相信真理，我們就得信賴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依然在我們的時代有效，信賴它不僅僅是一個文藝原則，更是一種值得捍衛的世界觀。我們期待能夠“使它變成一個新故事”。我想，我們應當有勇氣使它變成一個新故事”。但這的確很難，因為當我們意圖以捍衛世界觀一般來捍衛它的時候，又需要念念不忘，恩格斯同時也以巴爾扎克的偉大來告誡我們：那種不帶有自身階級立場的、對歷史負責的正義良知，亦是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本質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