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干

　　這題目，有些感慨，也有些傷感，也有些艷羨。顯然，是過來人的口氣。過來人，不一定是老資格，不一定是成功者，只是經歷者。過來人，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也常常是回望者。

　　回望不是一種生活方式，回望只是一種心理狀態�；赝�是年齡和心理逐漸老化的特征。比如，我現在說到夏烈，想到居然是那些曾經年輕的面孔，陳思和、王曉明、黃子平、吳亮、李慶西、程德培、許子東、南帆、李劼、丁帆、李潔非、張陵、潘凱雄、賀紹俊等一干朋友，這些曾經的“青年評論家”，如今也逐漸中年化、領導化、脫評論化，成就依舊，但歲月的痕跡還是難以平復。

　　現在想來，“青年評論家”是個奇怪的稱呼，這是20世紀80年代的特殊產物，之前之后好像再也沒有那般響亮。在80年代,“青年評論家”似乎是一種身份，又似乎是一種組織，但細究起來，又什么都不是，只是為了區別年齡的差異，或者說為了區別兩代評論家的稱謂而造出來的一個概念。為什么會是這樣一個稱呼？只有在80年代那樣的語境里，才可以體會到它的特殊含義。就像多年之后，人們會奇怪今天有網絡文學這樣一個稱呼，文學寫在牛皮紙上和刻在石碑上有區別嗎？在網上閱讀和寫作與紙上有區別嗎？但是，在今天我們會強調網絡文學這樣一個概念。

　　青年評論家自然是已經消失的概念，尤其在文藝理論和文藝評論日漸教授化和博導化的今天，青年評論家很容易和在讀研究生混為一談的。而網絡上的那些青年們的評論，又容易有被屌絲化的可能。更主要的是青年評論家未能成為80年代那樣富有生命力的群體，缺少整體的文學力量和效益，他們的聲音常常被淹沒在上一代人的聲音之中。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識了夏烈，認識他好像是在湖州”80后“女作家群的研討會上，他的年輕和發言以及私下的言談讓我覺得有新鮮感，他的聲音好像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夠發出的，之后又在網絡文學一類的研討會上見過面，他好像短時間還在一家網絡公司的文學原創部門做過幾天的頭目。之后，又讀了他的一些文章，發現他的文章有一股熟悉的青年評論家的氣息，那氣息來自熟悉的20世紀80年代：熱烈、敏銳、抒情、理想。

　　熱烈是20世紀80年代文學評論的情感標志，在一個百廢待興的年代，文學作為一代人的特殊利器，以高昂的熱情去批判和呼喚是那個時代的必需，也是文學評論的動力。夏烈很難得地繼承了這樣一種文學批評精神，因為經過90年代的市場經濟泡沫之后，文學的熱情和評論的熱情似乎被實用的市場效應和刻板的教科程序所取代，而文學評論尤其是當代文學評論需要的是熱情甚至激情，因為當代文學的非經典性和流動性讓人不能用靜止的眼光和冷靜的態度作馬后炮式的言說，而是要與作家“同呼吸共命運”，這樣才能置身其中，才能發出同期聲。夏烈是時下不多的能夠對當下發出同期聲的評論家，與他的名字一樣，他對當下的文學保持著夏天一樣熱烈的情緒，他對新興的文學樣式的發現和闡釋，是那樣及時和那樣充滿感情。這種熱情不僅表現為對同時代人的贊嘆和稱道，也擴展為對上代人作品的歡呼，比如在他的《裂變與交互》一書中，既有對網絡、類型、動漫等新的藝術樣式的描述與分析，同時也有對莫言、蘇童、袁敏等人新作的解讀，還有對《山楂樹之戀》這樣暢銷文本的“愛無力”的概括，你會發現，夏烈是用他并不特別寬廣的胸懷努力擁抱著當下文學的山山水水。

　　敏銳也是20世紀80年代文學評論的基本品格，及時捕捉到新的文學現象，及時捕捉到新的文學動態，及時發現新的文學人才，從而推動整個文學的進步和發展。上個時代的青年評論家們過于敏銳，以致讓作家感到被牽著走，或者說被攆著走。他們常常是新觀念的發現者，也是新觀念的宣揚者，還是新觀念的推廣者。夏烈似乎天性地擁有這樣的稟賦，他敏銳地看到當代文學正發生著某種裂變，他通過對“轉型”一詞的解讀，對我們沿用了二十多年的關鍵詞提出了疑問，而這疑問首先來自于一種敏感，“如果說，轉型一詞的使用和斷裂一詞的使用可能昭示了如下兩層意義上的不同：一、前者更多從社會政治著眼，后者更多從文化構建著眼；二、情緒意義的不同，即轉型是溫和的、和諧的、樂觀的、體系開放的，斷裂是堅硬的、憂慮的、悲觀的、保守主義的——那么，我同意我處在文化構建的角度、焦點，但寧愿選擇‘斷裂’作為立意和情緒表達。換言之，社會轉型以綁架文化為榮，犧牲文化的生命性即文化在民眾身心中的依存感、體驗感、認知和記憶，我以為是非常糟糕、失敗乃至不道德的事。那么，我開始反對文化簡單地依存于社會、政治，而強調文化的獨立性、超越性和責任感�！睂�轉型的解構是有力的，盡管不是十分的利索，但懷疑本身就體現了對當下文化出于裂變狀態的敏銳把握。

　　抒情對于學院派的批評來說，也許是缺少客觀和審慎，但在20世紀80年代來說，青年評論家幾乎個個都有抒情詩人般的氣質，吳亮、許子東的文章里時有抒情的段落；當年北大學者黃子平的文章都曾用過“沉思的老樹的精靈”這樣的描寫性題目，而對今天的高校來說，這樣的題目是缺少足夠的學術性的，因為沒有學理性和嚴謹度。嚴格來說，“沉思的老樹的精靈”甚至帶有某種抒情性，對于80年代來說，文學評論缺少抒情的功能，是不可思議的。抒情性很大程度來自對評述對象的描述性，而描述植根于被言說事物本身變化不穩定的狀態，批評帶有呈現和再現的意義。夏烈的評論帶有較強的呈現性，他雖然對評論的現象和作家有足夠的剖析，但并不像有些人喜歡做斬釘截鐵的宣判，他總是游刃于批評的刀鋒與繡花的溫柔之間，他用IT行業的術語對此加以解釋，稱之為“交互”，“交互”本身是對話的，是尋找兼容的，而這種用其他行業的術語轉移到文學評論的領域本身，就是一種電子時代的抒情話語。

　　當然，80年代文學評論的抒情范兒還與80年代的理想主義情懷有關，理想主義是閱讀80年代的一把鑰匙。今天日漸瑣碎的寫實小說也是對當下現實的婉轉認同和反諷，當你閱讀80年代那些激情與夢想四溢的評論文字，你就會明白張承志何以不會用反諷的口氣寫作甚而對反諷寫作的作家表示出極大的憤慨了。90年代之后文學理論界興起的實證之風，其實是對這種激情與夢想的告別與埋葬，但文學有點燃理想的功能，文學評論不是現實的應聲蟲，理想不是罪過，瘋狂和非理性才是害人之本。夏烈在他同時代的評論家中，是一位介入文學創作和文學生產過程比較具體的多棲人，他當過文學刊物的編輯，他做過作家協會的評論家，當過網絡公司文學總監，編過圖書，還策劃過類型文學大賽，幾乎所有的文學生產第一線都能見到他的身影，他樂觀地認為網絡文學將使文學發生巨大的裂變，他全身心地投身到文學活動和文學評論之中。這種帶有進化論的文學觀在80年代極為流行，渴望新潮，認為后出的思潮會遠遠超過前面的思潮，認為先鋒一定取代傳統，認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青年一定勝過老年。這種文學的進化論者常常是理想主義者。當年偉大的魯迅也是信奉進化論的，因為悲觀主義者才對前途和未來喪失信心。所以，當看到夏烈在文學的第一線忙碌的身影，我恍惚覺得時光倒流，當年的青年評論家就是這樣對文學充滿理想而忙碌、而精力旺盛的。

　　大約兩年前，張燕玲讓我推薦評論新銳，我一下子想到了夏烈。兩年之后，夏烈也長了兩歲，我更是徹底步入中年的行列，因而文字頗多感慨，按照《南方文壇》的本意是要對夏烈這位新銳多加推薦的，但我的文字回望過多，對夏烈的學術性價值評估甚少，相信夏烈學術成就應該遠在我評述之上，也相信夏烈的那些優點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因為時間會慢慢將新銳鈍化，會讓青年變成非青年。夏烈的同期聲能伴隨當下文學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