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曉雁

　　在2016年北京文藝網國際詩歌獎的評選中高鵬程摘得一等獎。楊煉執筆的授獎詞中高度肯定了高鵬程的詩歌創作，認為它具備了成熟詩作的諸種要素：“像一粒結晶，玲瓏剔透，折射出真切的人生體驗、深邃的哲理思考、精美的書寫形式。它是現代的，又含蘊著傳統的精髓。它是中文的，又對理解整個世界有效�！弊鳛椤�70后“詩人，其詩歌創作在上升中還具備更多的可能性，但就目前的創作看，獨屬高鵬程的詩歌個性與品質已有相對明朗的輪廓。從物到詞，從古至今，從中到西，從有形到無形，從龐大的帝國到精微的泡沫……在對萬物做詩語征用的過程中，詩歌主體在詩的、歷史的、文化的以及闊大的自然界中馳騁，收放自如，有磅礴之大氣象。但詩歌并未朝著單一的詩歌氣質在闊大與超脫的線性方向無限延宕。與之相反，詩歌在縱橫捭闔的場域中卻蘊蓄出滯重與緩慢的風格與氣質。在闊大的詩境與滯重的風格形成的矛盾統一中，詩歌獲得了它在整體上的藝術張力。就內容而言，高鵬程的詩歌大體可以概括為：“海邊”系列、“南方行旅”系列、“縣城”系列和“博物館”系列等，在這些內容的詩中，“異鄉人”的精神底蘊與哲思品質，在場之“場”的發現與書寫，漢語詩性的挖掘與建構當屬高鵬程詩歌中最突出的個性特征與價值所在。

　　一、“異鄉人”的精神底蘊與哲思品質

　　除卻關于故鄉地理風物的書寫與“把一生的辛涼還給薄暮下的清水河”的祈愿，單看他筆下常見的魚、漁民、海島、波浪等意象以及其詩歌更內在的詩體色彩、語言風貌和話語特征等，很難相信高鵬程是一位從祖國的大西北走出來的詩人。少有飛揚、粗獷、凌厲，楊獻平對其詩作品評的那種“綿柔與細碎”更符合人們對江南性情的印象。自“黃土高原”至“海島之濱”，生活環境的變遷帶給詩人觀照世界方式的巨大變化，同時，也讓詩人完成了精神上“異鄉人”的身份認領。從寫作的姿態看，他始終保持著一份“異鄉人”的審慎與孤高。從與書寫對象的關系看，詩人更忠實于一位茶客、一位旅人的身份。在光與影交錯的昏暗一隅，品“只有逐漸冷下來的茶湯”般的生活，直到那“名叫泡茶等花開的茶館”“浣衣送客”(《虛擬之詩：吃茶記》)，或者像一位漂泊得太久的旅人，佇立于黑暗中聽曲，直到身體歷經時光泉水的浸泡“瀝去過多的風塵而有了月光的質地”(《弓弦上的二泉》)。事實上，早在《途經》一詩中高鵬程便以散文化的詩語述及生命成塵的宿命和“異鄉人”的身份存在感。在2009年給安德魯·懷斯的獻詩中，高鵬程便寫下了自己詩歌的精神底本，同自己一樣，這位“依靠鄉愁取暖”的“同鄉”懷著孤寂“沉溺于/事物自身的秘語”(《遺世錄——獻給安德魯·懷斯》)，他們分別以詩與畫讓“那些未曾說出的話語和光”，“沉淀下來……”(《遺世錄——獻給安德魯·懷斯》)于是，高鵬程在“傾聽”與“沉溺”中應合了詩對詩人的召喚。生命不過是一段旅程，不辭辛勞地途經，“匆匆經過別人/和自己的生活”，途經最終的也是最初的故鄉。從“以夢為馬”離開干涸、貧瘠的西海固沿著命運的軌跡一路南下，高鵬程便以十分審慎的態度去觀察和領受他途經的每一寸疼痛與辛涼。他始終沉潛在一種濃得化不開的自我心緒中，與消費時代的時尚和公眾目光保持著距離，孤清地抱守著自己“異鄉人”的身份，審慎地保持著旁觀者的姿態。

　　當然，“異鄉人”在他那里不只是文化地理意義上的身份，更是存在和此在意義上的身份。在長久的探索之后與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路上的秘密》的“遭遇”使得高鵬程詩歌寫作進入了一個新高地，“異鄉人”成為其整體詩歌創作的精神底蘊并顯現出哲思品質。高鵬程為《路上的秘密》做了如下解讀：“天地之間，乃至宇宙之間，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館。它最初，也是最終的展品，只有塵埃，無論是浩瀚的星系還是一介微塵。那是世界最初的形態和最后的秘密�！绷置дJ為在遭遇該詩之后，高鵬程的詩歌在葆有創作之初的感性與靈性之外更多了“智性”。已故著名詩人、前《人民文學》主編韓作榮先生這樣評價他的創作：“在詩人眼里，自然、社會與人是渾然一體的，是靈性的滲入使事物呈現內在的本質，以獨有的洞察與發現表達詩的感悟，既有新鮮、生動的感性，又有知性的透徹�！比f物都在“秘語”，詩人要做的是傾聽它們，參悟它們。一切對象物都是“我”的映現，在思與詩之間對存在的探問：關于將在的命運，關于現實生存，關于此在的身份。無論是徐渭、李漁、湯顯祖，抑或是拉二胡的琴師、持熨斗的老裁縫，甚或是現實中的師友……無論是大港頭、南明山、青瓷小鎮、烏衣巷，抑或是各式各樣的博物館，甚或是一滴雨水，一堆亂石……都只是主體自我這個“異鄉人”旅程中途經的風景，是時光展臺上的展品，而同行的永遠只有“我”和“我”，對飲、閑談、扯心……最終，這一切都將消失或歸塵。萬物不過是一個過客，一個旅人，一個“異鄉人”，旅途中的蒼涼與繁華，都是表象，唯有主體自我的感知才是“真”，只是這“真”要由那些轉瞬即逝的表象構成與映現，沒有了那些虛擬，主體自我的感受之“真”便不復存在�！爱愢l人”的身份在高鵬程詩歌中更深刻的所在是主體對自我的懷疑與慨嘆：“這個世界上，誰在按自己的意圖生活/誰不是把一張面具活成了自己而把自己/活成了另一個陌生人？”(《從臨川到忘川》)“這是否說明，我們此刻……活在未來目光的展覽里”(《居家博物館：木居年代》)，“我們有限的人生/不會比一片碎瓷更光亮/也不會比一粒稻種更有價值”，“我們龐大的城市，最終只占它展櫥內/很小的一角”(《余姚博物館》)。

　　海德格爾在論及特拉克爾詩歌時認為：“每個偉大的詩人都只出于一首獨一之詩來作詩。衡量其偉大的標準在于：詩人在何種程度上被托付給這種獨一性，從而能夠把他的詩意道說純粹地保持于其中”。①雖然這首獨一之詩是不可被道說的，也非詩人所有詩作的總和，但一切終將成塵，連同“我們自身”，這幾乎成為高鵬程詩歌結語的異鄉人之思之認之觀，幾乎便是那首屬他的“獨一之詩”的內核。也正是“異鄉人”的身份讓他從“逝者如斯”這一抒情結構的迷局中參透、開脫，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游走，在光與影中交錯，在虛與實之間“�；蟆迸c“醒覺”。

　　值得肯定的是，高鵬程的詩歌并沒有完全墜入虛無或流連于對傳統文化根須的品咂或迷失于言辭織體的構建中。在進入和把握住語言的瞬間，真切的生存感受與生命體驗使得主體得以“幸存”。②同時，在洞悉存在本相后，沉重的生存讓他獲得了更加虔敬的人生態度。正如他詩中引用的詩句：“人間的低傷害了我，并非山野風物”�！笆�年塵夢”過后，他只是將對辛涼生存的嘆息壓得更低了一些�！笆�年了，我們都已年逾不惑/但我們的惑真的解了嗎/至少，我依舊困于人，累于事/羈絆于稻粱之間”，“這些年，我只不過是/在一塊陸地的最低處生活/也習慣把視線/移向更低處——”(《暮登南明山記兼致商略》)。帶著這樣的人間傷痛，途經的一切都幾乎染上了風霜。在徐渭“那濃得化不開的墨塊里看到郁結在一個人/胸中的烏云/從那些或徐疾、或疏密、或枯潤的藤蔓里/看到你愁腸里的死結，看到命運的束縛、糾纏/紛擾以及掙扎”(《青藤書屋》)；在琴師的弓弦上傾聽那“包裹著一顆被人世辛涼反復噬咬過的心”(《弓弦上的二泉》)；在熨斗博物館里洞穿“老裁縫皺紋里的心酸/一百多年來，衣縫里夾雜的塵埃/和屈辱”(《熨斗博物館》)……這一切讓高鵬程的詩歌淤積著一股隱忍悲愴之氣，使其詩歌有了緩慢與柔軟、黏稠與滯重的質地，也使其詩歌在道說存在的玄思之時具有了深植生活的厚重與飽滿。

　　二、在場之“場”的發現與詩歌抒寫

　　現代新詩發展過程中，關于新詩是否表達了現代人的經驗、城市經驗的質疑成為指斥新詩的一個重要理由。先鋒姿態的女詩人呂約在2007年的武漢詩歌節上即指出：“最奇怪的現象是，幾乎所有的現代詩人都生活在城市里，很多人都在寫鄉土抒情詩”，“回顧‘五四’至今的中國新詩史，我們發現，一百年過去了，而新詩對現代人的經驗、對城市經驗的表達上，顯得如此破碎、蒼白、軟弱無力，更沒有形成整體的詩學觀�！彪m然這種認識具有一定的理論導向性與價值，但中國的現代城市文明遠沒有這些理論倡導者所認識的那么超前和一體化。中國的具體發展情形單從地域上講就十分復雜，簡單概括是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在西北腹地，一些農村尚未脫貧，大部分農村尚在走向城鎮化的途中�！俺鞘谢�”距它們尚相當遙遠，更毋需說“城市文明”。就少數中國的國際化大都市，“城市文明”的建構也并非完成時�！爸袊�經濟發展的長期滯后狀態導致現代城市建設一直在‘趕工’模式中進行，城市化因缺乏相應的城市文化的支撐而一直處于跛行狀態，甚至‘城市化’本身就在破壞城市文化。由于‘城市化’中‘城市文化’的偏廢，‘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種簡單的建筑現象存在的，‘城市文化’還停留在對西方商業街區的模仿和文學想象中，是文化偏廢格局中一道幻景�！雹僭谶@種“片面城市化”的特殊語境中，“盲目平移‘市民社會’、‘公共空間’、‘中產階層’等西方社會學概念來對大陸的都市社會文化進行對號入座式的理論演繹，不僅無助于闡明當下都市化復雜多變的文化現實，而且很容易以某種字面上統一的西方‘現代性’標準壟斷了我們解讀具體文本的路向”。①對于創作主體而言，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又相對急遽，農業文明、傳統價值觀念的破碎之聲與現代城市文明建設的機器轟鳴聲成為他們相對有限的人生經歷中的交響樂。他們甚至無須離開故土，便可在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上書寫因生活方式的變遷而形成的文化心理上的鄉愁。那種“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的生活方式與節奏被城鎮化的步伐打亂，他們被迫成為故土上的“僑寓者”，深入骨髓的鄉土情結使他們永遠無法作為現代城市生活的觀賞者來陶醉其中。而對于中國的大多數，尤其是持詩歌言說權杖的人，他們并非生存在最偏遠落后的農村，也并非生活在“十里洋場”的國際化大都市。他們更多的人生活在那種從行政區劃上被稱為“縣城”的地方。在中國，抹去發展程度的差異，有2000多個縣城分布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作為一位有著長期“低處的生活”的經歷者，高鵬程“發現”了這一在場之“場”，并書寫了這一獨具中國經驗與時代經驗的場域。

　　在“縣城”系列詩歌的書寫中，高鵬程建構了一座詩歌縣城之維。建設路、靖南大街、塔山路、縣前街、白泉路、東二環路、文化巷、電視臺、郵電局、影劇院、信德堂、客運中心、圖書館、西寺、文峰塔、人民廣場、新華書店、人民醫院、洗浴中心，古董店、冷凍廠、舊貨市場……沿著這些建筑寸寸前行，可以看到一個與主體自我置身其中的現實世界沒有太大差異的場域。對于中國的大多數人，置身其中的正是這些大同小異的縣城。交通相對便利，通信相對及時，有城市生活的種種跡象，卻沒有經濟學上成為一個城市的龐大工業，也沒有真正城市文學中波德萊爾式的詩性安居其中的人群與文化。在百度百科中，縣城被解釋為縣政府所在的城鎮。而城鎮又是城市和集鎮的綜合體，介于鄉村和城市之間的過渡型居民點。中國規定，縣及縣以上機關所在地，農業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點，都是城鎮。在這些異于鄉村又算不上城市的中間地帶，高鵬程以敏銳而細膩的筆觸描摹著這個場域中的眾生之相。修鎖匠、油漆工、粉刷工、校對師、單位小秘書、乞討者、剝蝦女工……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豐富的表情后面隱匿的生存本相在這些類似速寫的詩作中以十分強烈的畫面感進入讀者的腦海，將那些人們每天里司空見慣的生活滌蕩出更加清晰的邊緣與輪廓。例如《腳手架上的男子》，“偶爾朝下，他會看到火柴盒一樣的工棚/他在這個城市唯一的/立錐之地。但他/更愿意呆(待)在高處。這個患有恐高癥的男子/在陌生的高處，建立了和這個城市的聯系……終有一天，這個腳手架上的男子/一腳踏空/像一枚錐子，戳進了他曾經的/立錐之地”。它們灰暗、它們低沉、它們悲催……但誰又沒有見過這樣一個或者幾個站在腳手架上討生活的男子呢？為這些縣城里的生存者“錦上添花”的是打開的窨井蓋，是拆遷，是菜市場，是花圈鋪……在當下詩人中，少有如高鵬程者，那么集約地詩吟了每天與我們的生活打交道的工具：《電風扇之歌》《電冰箱之歌》《空調之歌》《抽水馬桶之歌》《洗衣機之歌》《陀螺》《摩天輪》……恰恰也是這些現代詠物詩帶我們離開了小橋流水人家的鄉土與古代，終于得見現代詩歌中之現代。也正是這些根植當下生活、關注當下生存的詩歌才真正描摹了當下，描摹了我們所處其中的這個時代，這個場域。除此之外，高鵬程并沒有忘記，也并沒有忽略與人類相伴的那些朋友：魚、蟹、壁虎，甚至螳螂，甚至蝙蝠，盡管它們中有些存在讓我們看到陰暗、看到朽腐，但也是它們提醒我們是大地之上的寄居者。

　　當然，高鵬程的縣城之詩也并未止于現象，社會風俗畫或者時代風情畫都不是其詩歌的旨趣。在這幅縣城之詩的版圖上，高鵬程詩歌的深度與高度依舊在于對人的精神存在的觸及與關照。在跨性別關照的《芹菜之詩》中，將無名的縣城女性置于廚房這一自然的、文化的、歷史的與現實的處境之中，通過燒制一盤色香味俱全的芹菜的過程凸顯其內心細膩、曲折而豐富的情思變奏。

　　三、漢語詩性的挖掘與建構

　　20世紀中國的社會動蕩與“人”的主體自我的無處安放在話語層面呈現為語言的不斷變革和新的追求�！皬哪撤N意義上說，現代中國人的漂泊狀態和危機感正是現代漢語的不穩定狀態中生成的”。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種不穩定狀態也是詩歌語言覺醒的確證。當代詩歌在20世紀后半葉經歷了從政治化寫作到個人化寫作的嬗變，同時，當代詩歌也在詩學本體的縱深中不斷探索與提升。在當代詩歌語言覺醒的過程中，詩人、理論家在世紀末即認識到當代漢詩“漢語詩性”重建的重要意義。鄭敏在探問民族母語、文學寫作和文化繼承與發展的相互關系中回顧了20世紀百年漢語詩歌新變過程中的得失，從民族語言發展變化的規律性角度指出“若想拋棄漢語的根本象征、指事、會意等以視、形為基礎的本質，將其強改為以聽、聲為基礎的西方拼音文字，無疑是一次對母語的弒母行為�！雹龠M入21世紀，雖然當代漢語詩歌創作并未出現人們期待的嘉年華現象，但新世紀詩歌在重建詩歌理想和詩歌秩序規范過程中注入了新質，在詩語從20世紀末的“單質型”向“復合型”轉型的過程中，當代詩歌的漢語詩性得到了重塑。在21世紀崛起的詩歌群體中，高鵬程的詩歌對漢語詩性的挖掘與呈現不僅有語言意識的意義，同時也具有個性特征的意義。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詩不僅僅是使用語言，詩必須“創造”語言。從詩歌本體而言，高鵬程詩歌對當下詩歌最大的貢獻與啟示在于其意象的塑造與他對漢語詩歌詩性的探索與實踐。

　　首先，其詩歌漢語詩性建構體現在對語言審美特性與表達功能的“鉆研”上。漢字具有具象、可觀的象形根性，其音形義的結合具有天然的審美表現力。高鵬程完全自覺于此，在靈感的閃現與“窯火一樣的炙烤和煅燒”中，詩人捕捉和追索著漢語詩歌優雅、蘊藉與空靈的美學特性。同時，這種審美特質又恰切地表達出“事物本身的密語”，呈現出漢語本身的超強表現功能。例如，在《茶葉博物館》中，詩人“發現”并“呈現”出“煎熬”一詞。這一漢語詞匯在這里至少體現了三個層面的功能和意義。描繪事物本身的屬性、表現主體內心情境、呈現語言的審美價值。在意義涵蓋上，它并非線性思維的簡單流程，而是一個立體的意義織體。此外，在漫長的語言流變過程中，語詞的原始意義可能會被逐漸湮沒而只留下其比喻意義或抽象意義。作為一種語言陌生化的方式，高鵬程詩歌中會著意挖掘語詞的原型并激活其原始意義�！恫枞~博物館》中的“煎熬”、《熨斗博物館》中的“熨帖”、《秤砣博物館》中的“權衡”，詩人追溯這些語詞文化源頭的內涵，讓沉睡已久的原始意義得以再生。正如卡西爾在《語言與神話》中所言：語詞經歷著往返不已的靈魂輪回�！昂梦淖值馁|地，仿佛/青瓷釉色上的那一抹清涼”(《青瓷博物館》)，詩人在直覺與運思的過程中采擷著文字葉芽上晶瑩的露珠，使其在映現事物本質與表現詩人情思之時也呈現出民族特有的精神氣質。詩人也善于在歷代詩人遞相沿襲帶有文化積淀的基礎上疊用、累加，從而加強語詞的蘊藉力。例如《廢墟博物館》中“在秋風中痛飲夕陽的人”，將“秋風”“愁”“酒”“夕陽”這些本已具有豐厚文化內涵的意象疊用，從而蘊蓄出更加強大的語言表現張力。除語詞上對漢語詩性的挖掘與釋放之外，其詩歌語言構造、語氣節奏等要素都具有漢語詩性的創造機能。當然，更需要強調的是，高鵬程詩歌并未因著字斟句酌而失去篇章的整體詩意。

　　其次，獨特意象的發現與建構。意象蘊含著民族獨特的文化心理內涵，體現著民族獨特的審美與哲思方式。意象的發現與成功塑造往往成就詩人在文學史中的經典形象，成功的意象甚至會在文學史經典化的過程中脫離詩人詩作成為獨立的自足體進而成為民族的文化符號。顧城的“黑眼睛”、海子的“麥子”等因其高度的凝練與豐厚的蘊含而成為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詩歌意象�？v觀高鵬程的詩歌創作，“石浦港”“縣城”“博物館”系列詩歌無不透露出詩人對主體“處境”的質疑與拷問，也是高鵬程詩歌給當代漢語詩歌在意象上的獨特貢獻。例如縣城這一意象，不僅是詩人生存和觀察生活以及思考存在的第一現場，同時也蘊含著當代中國特有的社會風貌，記錄著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表達出特定群體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心理軌跡。單看其博物館系列，詩作在更高的時空意識關照中探詢著人、人類的過客身份，蘊蓄出特有的東方哲思結構，將散落的古老文化符號以語詞之線連綴錦繡成詩�！笆澜绱蟮秩绱耍合�滅的爐火，涼掉的茶”(《茶葉博物館》)；面對刀劍博物館，詩人參悟的是“收斂鋒芒”，“它們都曾是光的主人。而現在/它們都是黑暗的囚徒”(《刀劍博物館》)；面對蝴蝶博物館，詩人參悟的是“靜止的飛翔”，“那薄如蟬翼的想象/帶著死亡的甜味”(《蝴蝶博物館》)；面對塵埃博物館，詩人看清了事物的本質，“正是這些灰塵構成了時間以及/真正作用于這個世界的神秘力量”(《塵埃博物館》)；面對泡沫博物館這個“精微的宇宙”，詩人借用博爾赫斯的詩語道出“水，最終消失在了水中”的無痕無跡與歸宿；面對清明博物館，詩人有疑問有不惑，“毋須諱言，我們都將死去。死，永遠都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無需故作曠達”，但一座清明博物館，“它真正的目的，只是為了提醒活著的人/更加珍惜”(《清明博物館》)……詩人識破了博物館的魔幻術：時間即為空間，空間即為時間。絲綢、刀劍、瓷器……所有這些展品都帶著時間的釉質，時間，是博物館這一空間展臺上唯一的展品。過去、現在、未來，在博物館這一特定空間中成為“共時性”的存在物。博物館是時間戎馬倥傯的場所，“時間呼嘯、靜謐”，“只有薄薄的時光/沿著青銅器磨亮的邊沿滑動/只有瓷器開片細微的聲響，回應著時間內部/幽遠的嘆息”(《在國家博物館參觀中國歷史文化展》)�！芭c其說是磚石、朽木、泥土/不如說是時間/構成了它的建筑材料”(《廢墟博物館》)。在博物館，時間是唯一的建筑材料。當然，“共時性”的空間存在并非取消了時間的本質。時間即空間，萬物不過是時間的具體呈現。時間瞬間在博物館中一一呈現，萬物的演化過程在博物館中凝固、物化，一個王朝的興衰；一個女子的榮枯；一場臺風的起滅；一星泡沫的漲消……時間的容顏也在這些展品中斑駁陸離地映現。詩人無意追問，時間的博物館以幽冥之聲道說歷史的原址與原質即時間的流逝，而博物館以空間的形式核聚著時間，博物館即時間的有形呈現與空間狀態。時間與空間的辯證扭結開拓出高鵬程“博物館”系列的詩語時空。

　　“最熱烈的要最緩慢地言說”，慢，是高鵬程詩歌深諳的雕刻術，甚至可以慢于時間，與其說是在道說，不如說詩人在凝神諦聽：時間的呼嘯與其裂帛之聲。讀高鵬程的詩歌，有種煮茶品茗般的“煎熬”，緩慢的節奏、滯重的風格。從進入詩歌的精神狀態看，高鵬程更像一位精雕師，手持一把語言的刻刀，“一刀、一刀、一刀……直到它/變得光滑，看不見一絲/雕鑿的痕跡”(《徽州印象之雕花木窗》)，以虔誠執著如修行者的姿態雕鑿、書寫。慢，是他深諳的精雕師的技藝，“更慢的，是雕刻它們的刻刀，是刀尖上/安靜的光線/因為緩慢而變得柔軟，因為緩慢而逐漸黏稠、滯重”。(《精雕博物館》)因為精雕，因為慢，高鵬程詩歌帶給人異樣的沉寂與寧靜，靜到似乎可以聽見時光在空氣中剝落的聲響。在昏黑的燈火之下，“已是深夜。一些中斷的說話聲還在繼續/燈還在燒/灰塵，還在持續掉落/這沒什么。不久之后，說過的話都會消失/黑暗會收走所有的記憶/連同我們陳舊的自身”(《虛擬之詩：夜談》)。

　　命名與描述本身也是喪失，詩歌托舉的詩所以為詩的部分恰在于“無詞”的詞與詞的粘連地帶。唯一可肯定的是：高鵬程“異鄉人”的身份在嚴峻的現實生存中并非一種選擇，而是難得的醒覺。無論進入生活還是詩歌，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審慎態度、表達方式與言說姿態。在最深的意義上，這個“異鄉人”在詩與詞中抵達了故鄉！

　�、� [德]海德格爾，孫周興譯：《在通向語言的途中》，第30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 唐曉渡：《什么是“幸存者”》，出自《唐曉渡詩學論集》，第1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 傅元峰：《文學研究中的城鄉意識錯誤及其根源》，《文藝研究》2016年第12期。

　�、� 聶偉：《都市民間：一九九○年代大陸都市小說研究的新視野》，轉引自傅元峰《文學研究中的城鄉意識錯誤及其根源》，《文藝研究》2016年第12期。

　�、� 張向東：《20世紀中國詩歌語言觀念的演變》，第37頁，《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

　�、� 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第17頁，《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