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艷

　　楊怡芬以“披肩”的方式出場，披肩既是風情的展露，亦是一種對身體欲揚先抑的遮蔽。流連在飄逸的披肩里，女人畢竟是女人。然而，楊怡芬寫出了不一樣的披肩和別樣的女人，才情亦在披肩的背影中讓我們識得。套用張愛玲的一句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睏钼�芬因為懂得，所以投向女性、婚姻、家庭和倫理的一瞥，才會有著同情的慈悲。然而，她又決然不是張愛玲式的，甚至于恰恰和張愛玲相反，楊怡芬的慈悲是一種凝神、忘我狀態的體察與真心。

　　當下的社會問題不可謂不多，但是如何讓社會問題進入文本藝術層面，并非是簡單寫實的問題。生活真實面相上的寫實往往很難抵達人性堅硬的內核，在平面化的苦難敘述中，文本無法達到對于生活本質的照亮與呈現。楊怡芬是個留心的觀察者，她的小說往往從當下最普遍的社會現象入手，比如，為什么這么多人離婚？有了《披肩》；街上為什么有那么多的棋牌室？有了《棋牌室》；房價為什么這么貴，有了《金地》；流產廣告為什么會做得這么溫馨？有了《鰻秧》……她對各色的社會面相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在對長白島眾生相的世情摹寫中，凸顯人性中的堅韌與頹敗，打量世俗中的情感，低吟婚姻內外的困擾與無奈。

　　楊怡芬的小說是在不斷成長的。比如《披肩》和《迷藏》同樣是關于婚外戀的，披肩是女人心性的展露，而《迷藏》則是對人性幽暗隧道的一次溫和的觸摸。如果說妻性在《披肩》中展露飄零的心境，《迷藏》中的“我”則在兩性的心性較量中，獲得某種知性上的平等與快感�！秳e怕》是非常用心思的一個中篇，探討了當下女性對于愛情的極端不信任感。忠誠與信任在當下是匱乏的，而真正的婚姻和愛情是以這兩點為基本認知的。在此，倫理之殤再次以對信任和忠誠的渴望在楊怡芬的小說中閃現，體現出她對社會精神生活的真心體諒和洞察。文本有著明顯的浪漫與理想色彩，卻照亮了我們向好向善的靈魂。

　　現代倫理之殤非但呈現在兩性之間，還在母與子兩代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裂縫與痛楚�！督鸬亍吠瑯邮怯^察社會問題的視角，楊怡芬獨特的切入點讓人在母性的慈悲堅韌中，看到了子輩的頹敗流離。在這種堅韌與頹敗中，傳統母慈子孝的倫理境遇再次遭到了物質主義無情的鞭撻，甚至于讓我們感慨：這對母子的境遇遠比傳統的不孝敬、不贍養的忤逆更不堪。子輩的頹敗是根本性的，它擊垮了上一輩人建立在傳統倫理基礎上的精神空間。母親在上海小弄堂的吆喝聲回響在長白島潮濕的空氣中，兒子建生長大的肉身卻像一團甩不掉的污垢，緊緊黏在母親寬闊的心上，無法抹去。相對于《金地》中母輩精神的被擊垮，《棋牌室》則在不經意的結尾處暗示父母輩竟然也快速接受了新的非道德非倫理的現實。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潘多拉的父母盡管教唆女兒撒謊，自己卻是勤勞而節儉的，忍耐著命運，過著卑躬屈膝的生活。在這里，父母成了撒謊者的幫兇，甚至是撒謊的啟蒙者。在彌天的謊話下，潘多拉的婚姻也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就這樣，子輩的倫理頹敗便如江河日下。于是這樣一個問題自然浮出水面：子輩的倫理頹敗與父輩的堅韌恰恰形成了一種荒謬的悖反。這個短篇針對當下日漸頹敗的傳統與倫理現象做出了驚心動魄的揭示：父輩在金錢與物質的壓力下竟然比子輩更加急速地認可了新的價值觀念，傳統倫理的衰敗自然無可避免。

　　楊怡芬的創作有著明晰的變化軌跡，從自然流轉地呈現女人心性，精心體貼地設置人物關系，到最近多視角多聲部地進行文本探索。無論何種形式，她的眼光始終在家庭、倫理、婚姻的內瓤里，對于人性的各種維度和面相進行獨特的觸摸和打量。當下社會道德倫理一路坍塌崩潰，很多文學作品在呈現社會現實的時候，多從苦難、權力甚至是欲望的角度，寫這個時代人的生存狀況，而鮮有從道德倫理嬗變的視角去觸摸中國當下普通人的精神裂變，尤其是向中國傳統倫理中溫和堅韌的母性和妻性投去無限同情的一瞥。因此，楊怡芬的寫作在當下是獨具面目的。楊怡芬行走在多路向的寫作中，她善于用真心與體貼觸摸社會現實對于人心和精神的傷害，她小說的慈悲之處在于同情理解中的輕哂與嘲弄，不茍同也不迎合，公正地洞察著常態婚姻、家庭倫理中的死水與微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