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春林

　　好作家的素質當然有很多，譬如想象力、藝術感受力、語言表達力、形式感，等等。然而，在如今急劇變動的時代，一個好作家恐怕還必須具備較普通人更出色、更敏銳的現實感。

　　“現實感”當然是一個并不新鮮的概念。但我并不想稽考其源頭，甚至也不想為其下一個中規中矩的定義。雖然就文藝理論史或批評史的角度而言，源頭的稽考和使用情況的梳理無疑是學術史乃至思想史的重要組成，但畢竟，就“現實感”一詞來說，它似乎并不是一個像模像樣的概念，我們多半可以從詞面把握其大致的意涵。我理解，現實感的核心就是基于現實判斷之上的基本感覺�，F實感其實人人皆有。但是，實在地說，正確的現實感并不易得。因為所有人對現實的感覺千差萬別，更要緊的是，絕大多數人的現實感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意識形態化的觀念，也可以說，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之上的，即使我們不在卡爾·曼海姆所謂意識形態即是虛假觀念的意義上來理解。意識形態對歷史和現實中人的強大影響力、建構力已是不爭的事實，更兼如今高度發達的技術支撐和各種資本力量滲透的傳播媒介，以及文化霸權直接或間接壟斷的各種媒體，已經使我們目迷五色，諸臭莫辨。連基本的身體感覺都遭遇被塑造的命運，而要在紛亂雜陳的現實中發現并確立自己真實的感覺，更是談何容易。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特別看重來自發達的浙江小鎮的畀愚為我們奉獻的這些作品。

　　一、以繁榮的小鎮為切入口

　　畀愚自1999年開始小說寫作，在近十年的創作過程中已發表百萬字作品。就我目前所讀到的畀愚作品來看，絕大多數均以浙江東部某小鎮為故事的發生地。自然，這與創作學的理論完全相符，作家既出生在這里，也在這里生活、工作，作品以此為主要的空間概念似乎在情理之中。但問題的復雜性顯然不是創作理論就可以闡明的。畀愚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批判傾向一方面體現在時間上，即所謂傳統與現代；一方面體現在空間上，而在空間上所體現的不只是我們已經從中國近現代文學傳統，乃至當代文學寫作中總結出來的鄉村與城市的二元對立，南與北也成為一個解釋性的構架。而這其中也就包含著畀愚對當代中國的理解。

　　南方的小鎮是他的故鄉，也是他此時此刻的家鄉。但畀愚的出發點卻不是這里，而是遙遠的北方鄉村，即《尋夫記》中女主角李龍香的故鄉。李龍香從遙遠的北方出發，去南方的小鎮尋找在此打工的丈夫。就小說而言，李龍香所遭遇到的冷漠是畀愚要表現的一方面，當然還有她為兒子讀書的理想和尋找的堅忍；而另一方面極有可能被讀者，甚至也被作者忽略，即這一空間順序所反映的現實。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開始的新一輪現代化之路乃是從南方啟動的，南方之得風氣之先并迅速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而北方，尤其是廣大的北方內陸地區，其發展的速度和程度，即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來看，也還不能相提并論。但要緊的是南北間互相錯位的想象耐人尋味。已經發達了的南方卻有人羨慕起貧困的北方所有的樸素、節儉，特別是其依然存留的傳統的民風民俗以及倫理道德；而尚未發達的北方卻絲毫體會不到這些，一心渴望著擺脫貧困。其中最根本的問題顯然就是現代化至今仍無法徹底解決的物質的豐裕與精神的貧困間的矛盾。所以，即使《尋夫記》在藝術上尚不夠成熟，我依然要將它看成畀愚迄今為止的小說寫作的一個出發點，而我們則可以在這里看到畀愚直覺式的敏銳洞察力和現實感。

　　從遙遠的北方出發是為了回到故鄉，然而，故鄉早已今非昔比。故鄉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鄉村的典型，鄉鎮企業、個體經營、政府倡導等早就使這些江南小鎮呈現出一派繁榮的大好景象，百強縣、百強鎮、百強鄉鎮企業等名目繁多、名列前茅的先進單位也早就傳遍大江南北，在國外聞名遐邇，甚至走向了世界。按一般的邏輯，生于斯長于斯的畀愚理應有一種強烈的自豪感和由衷的認同感，然而，畀愚偏偏看見了繁榮背后的不太被注意，也不應被“過多”關注、“過度”夸大，也不足為外人道的那一道不雅的風景，風景中的主體從未成為發達經濟潮流中的主體，他們甚至連客體都不是，只是一群或一個個被拋出了現代化軌道的“障礙物”。

　　在《我們的生活多美好》中，性欲亢奮的方喜華被迫離了婚(他亢奮的性欲雖然受到了嘲笑，可如此公開地談論性和欲無疑是一個現代性事件的表征，也許方喜華是先天的病態，病態的亢奮在現實愈益強勁的刺激下只能走向更激烈的狀態)，搬回到集體宿舍，也有了新歡�？晒�廠的宿舍和食堂很快被關閉了(這顯然是對社會主義大鍋飯的撤銷，想一想8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也多半是從這些日常生活的方面下手的，隨之而來的就是市場經濟和生存競爭)，接下來是裁員，工人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工廠不久之后便倒閉，再被承包。死了丈夫的陳玲妹正是他最好的去處，既可以滿足性的需要，也為他解決了無地可棲的困難，待真的要結婚的時候，女人卻罹疾而去。而在這之前他們商定的結婚協議(其實就是財產公證)同樣透露了現代性的消息。他不得不回到那個已經被承包了的工廠，看大門，住傳達室，偷情，成為發廊的�？�，繼而丟掉工作。爾后他成了歌舞廳的保安，最后跟隨一個跳艷舞的歌舞團跑江湖去了，用他自己的說法是，“我的好日子開始了，我就要活到花堆里去了”。在他看來，欲望的滿足就是美好生活的全部。

　　在小說中，畀愚以一種略帶嘲諷的語言進行敘述，而主人公方喜華的語言則是另一副玩世不恭、冷嘲熱諷的幽默風格。玩世不恭其實是失敗者的方式，是看破世事的結果，于是方喜華只要屬于他的那一份快樂；而冷嘲熱諷則是無力者的反應，是無可奈何的化解，是掙扎卻也是一種自娛自樂的方式，所以，方喜華用嘲諷化解了來自生存的壓力，他并不去想小鎮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工廠為什么會倒閉，他的生活又為什么會變成現在這副模樣，就像畀愚筆下的其他人物一樣。他們從來不去想這樣的問題，他們只有最基本的“船到橋頭自然直”的生活態度。但并不是他們不愿意想，更不是畀愚不讓他們想，實際上是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思考能力，他們只能被迫地接受。他們如果不愿意接受，他們就只能掙扎，在掙扎中慢慢地變得麻木起來。

　　畀愚作品中的人物或是主動應對，或是被迫接受，方式各不一樣，源于個體的差異，也源于生活智慧和生存能力的不同�！墩驹诘教幨侨说牡胤健返呐�主人公李明珠是餐飲業市場化后被淘汰的中年婦女，就因為年齡大了，不再有年輕時的容顏，也就不再能勝任競爭激烈的工作(這就是市場的邏輯，也是如今隨處可見的美女經濟學的反例)，她下崗了。普通工人家庭的生存壓力使她無法從四十多歲就開始安度晚年，她竟無師自通地做起了導游。繁榮繁榮，再繁榮。小鎮開發了旅游業，旅游業的繁榮繼而帶來了餐飲業的激烈競爭和市場對導游數量的增加。一個無證無照的個體導游除了回扣沒有其他收入，而導游們的回扣，無論是國營還是民營，都早就是這個市場無須置喙的潛規則。然而，李明珠即使回扣拿得比別人少，她依然不能自由地做她的個體導游，工商局、城管局乃至警察局等政府機構，加上旅游公司為了保證市容市貌和市場的規范自然要介入。最后，李明珠不得不手里拿一塊“為人民服務”的牌子，要做免費導游了。雖然畀愚沒有告訴我們后來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明珠絕對不可能繼續做下去。因為這實在與小鎮繁榮的面貌很不協調。李明珠同樣不知道為什么她就不能做個體導游，更不知道她淪落到這個地步的真正原因，她只知道“坐吃山空”“待在家里就等于是在等死”這樣淺顯的道理。

　　這樣的人在畀愚的小說還有不少，可是他們似乎只能生活在畀愚的小說里，在現實的世界中就愣是沒有他們的立錐之地。他們的存在就像繁花錦簇的綢緞上的污漬，有礙觀瞻；但他們更像歷史的包袱，當現實如奔馳的列車向前飛跑的時候，他們就是負擔，就是阻礙，就是必須被拋棄的犧牲品�？墒�，重要的是有多少人看到了他們的存在？難道他們就只能這樣被遺棄？又為什么是他們被遺棄？被遺棄的他們又將怎樣生活？同時，我們還要追問，難道繁榮就一定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如果這樣的代價堪稱巨大，那么我們又為什么一定要追求這種繁榮？進而言之，既然如此，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觀念為什么如此深入人心，或者從現代媒介的角度說，為什么主流媒體在有意無意地將他們置于陰影之中，他們似乎很難成為聚光燈下的對象？畀愚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但他將這些問題以故事的形式呈現給了我們�；卮饐栴}原本就不是小說家的任務，那么這些問題該由誰來回答呢？

　　二、以反諷為基調和手段

　　畀愚似乎有一種特別出色的反諷能力，也可以說，他對反諷有一種特別的偏愛。在諸如《荒日》《通往天堂的路》等篇中，這樣的反諷俯拾皆是，可在我看來，那些夾雜在敘述、對話中的反諷，更像是80年代中后期紅極一時的王朔的遺風。畀愚最出色的是題目與文本之間構成的反諷，這樣的反諷不只是為了增強閱讀的快感，一方面，它給我們讀后思索的空間；而另一方面，它將作者的傾向明確地表達了出來�！段覀兊纳�活多美好》《羅曼史》《歡樂頌》《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等篇，均可以使人在讀完后體味到，這些篇名與作品中所敘述的故事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反諷意味，或者也可以稱為“張力”。

　　但是，真正的張力是內在的，而不是刻意制造出來的。實際上，它來自小說家對文本中所敘述的人物及其生活的態度，來自現實本身所昭示的狀態與我們對它的體認和想象之間的距離。

　　在我看來，《通往天堂的路》是畀愚非常出色的短篇佳作之一�；鸹瘓鲞w到了孫家浜，無論如何，即使沒有被騙，村民們也不會輕易同意。領導安撫，并且指示“要因地制宜地搞經濟，還要換個腦袋來看問題”。于是，就在這個相信“人民幣最有說服力”的小鎮開始了他們最為獨特的“經濟發展”之路：用錢鋪就通往天堂的路。孫一定正是在這場最為獨特，也最為荒唐的“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領頭羊”，他憑借敏銳的嗅覺，率先打破了傳統銷售商品的經營模式，將“服務”的概念引入喪葬，不僅如此，他還極富超前意識地將“文化”的概念引到殯葬中來。而他的兒子更是青出于藍，要將資本主義最為成功的經驗之一——壟斷作為自己的目標。然而，只上過一年半小學的孫一定沒有采納兒子的建議，而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使村長的小舅子很快搶走了原本屬于他的“市場份額”，并迅速壟斷了該“行業”。初生牛犢不怕虎，兒子還崇尚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東西——競爭，他要以此激活整個“市場”，在“競爭”中占領“市場”，最終形成壟斷。就在兒子為他的“宏圖大業”奔波的時候，意外發生了，兒子車禍夭亡。從此，孫一定一家災禍連連，妻子一悲成瘋，最后失蹤，凍死在遙遠的喀什，鋪子的生意難以為繼，失去所有親人的孫一定只能相信巫婆這個似乎能在生死之間建立聯系的唯一的人，于是，為兒子促成一門冥親成了他全部的生活。終于，他在醫院里找到了一個連父母也不要的病危臨死的女孩，女孩成了他的兒媳婦。而這恰恰正是兒子在生前早就設計好的：“將來的服務不光要有靈車接送，還要說陰媒、辦陰親、拜陰壽，這是一駕‘三套馬車’�！苯Y尾依然是畀愚擅長的方式，他又給了我們一個看似開放的結局：女孩并沒有如醫院推斷的那樣死去，雖然孫一定一定會繼續等待下去，但他要等的是女孩的死！究竟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如果奇跡發生，女孩從死亡的邊緣回來了，孫一定會照料她么？也許他們會相依為命，因為他們都是被親人拋棄的人？然而，相信讀過小說的人都不會有這樣一廂情愿的想象，畢竟這只是我們的美好愿望，就像我們總是將天堂想象成無與倫比、美輪美奐的所在一樣。

　　畀愚以“通往天堂的路”喚起我們對于閱讀如同想象天堂般的美好期待，在最后徹底落空、破滅，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條現在普遍被人們所接受的“真理”：通往天堂的路是錢鋪就的。這正是90年代以來在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背景下迅速形成的意識形態，其核心就是經濟至上，說白了，一切為了錢，由此形成錢可以解決一切的結論。正是在這樣的意識的形態影響下，社會開始轉型，日常人倫隨之發生變形，整個社會心理幾乎完全被此壟斷，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乃至家庭生活迅速地被其左右、操縱�！懊刻煲�過的日子”里“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均為畀愚小說的篇名)，金子誘人的成色又怎么能不被當作天堂燦爛的陽光呢？

　　然而，絕不是人人都能看見金子誘人的光芒，或者說，那光芒絕不可能照到每一個人的身上，就如同世界上總有陽光照不到的角落一樣�？墒�，我們要問，陽光為什么就照不到他們的身上，在沒有陽光的日子里他們將怎樣生活？在畀愚的寫作中，他以一種反諷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可這樣的反諷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或者哲學，他們無可奈何地在生活之流中沉沉浮浮，對那只操縱著他們的看不見的手似乎也并無多少怨言。同時，也正是這樣一種對反諷手法的運用，使我們這些讀者——旁觀者在心底生出一種痛切，以及對這種艱辛的體認。

　　三、以現實感為立場

　　就敘述的方法而言，畀愚迄今為止的小說寫作似乎也只為我們提供了不多的嘗試。我們可以簡單地將其歸納為反諷和直敘兩種；就語言來說，畀愚的小說語言似乎也已經有風格化的趨向，即將嘲諷、諧謔、幽默、反諷的語言融入相對較為平直、樸素而客觀的敘述中；就敘事視角看，也似乎多為第三人稱；其所展示的多半是浙江小鎮的生活圖景，其中又可以分為現實和歷史兩個方向，尤以現實為主。但是，就已有的寫作而言，作為一位70年代出生的小說家，畀愚卻在這似乎還不夠豐富的小鎮上捕捉到了一種內在的豐富性，并在其中通過自己的嘗試，尋找著更多的可能性空間。這一內在的豐富性恰恰就是小鎮人相同而又有不同的生活狀態。

　　除了《胭脂》和長篇小說《荒日》等篇外，畀愚的絕大多數作品屬于現實題材，而在對現實的關注中，他又對被主流話語忽略或遮蔽的那一群人投注了特別的關懷，他們或者是下了崗的工人，或者是離了婚、喪了偶的鰥寡之人，或者是努力想著發達卻苦無門路的鄉人，或者是來自外地的懷揣城市夢、發達夢的男女青年等，這一部分人正是小鎮的主體，但他們是被意識形態遮蔽的現實主體，是被繁榮掩蓋的處于艱難中的人群。同時，他們的生活狀況、情感方式又正是小鎮作為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在當下的象征。

　　是畀愚的寫作使他們呈現在我們面前，使昨日的小鎮和今非昔比的小鎮并陳在我們的視野中，呈現了發達小鎮不為人知的內在的尷尬、緊張乃至不堪的一面。這樣的現實逼使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經濟的發達需要社會為之承擔怎樣的后果？而在這個后果中，為什么是這一群人來承擔？傳統的倫理道德、情感方式等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為什么會被拋棄？是它們確實不好，還是新意識形態太過強大，太具侵蝕力？而失去了這樣的價值觀的社會又將靠什么來維系？……雖然畀愚沒有為我們提供答案，但這樣的呈現卻為我們提供了思想的起點。